记者：徐老师您好，针对现今研究生存在的广泛问题，你以为研究生在治学进程中首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？
徐传武：研究生，顾名思义就是应当能从事研究、学会研究的学生，所学内容应当带有更多的研究成分，所以，学会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把握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比单纯地多学会某些知识更为重要。正如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所说：“良好的方法能使我们施展运用禀赋的才能，而拙劣的方法令可能阻难才能的发挥。因而，科学中难能宝贵的发明性才华，因为方法低劣可能被减弱，甚至被抹杀；而良好的方规律会增加、增进这种才干。”任何想有成绩的研究生都不能疏忽对良好的、科学的方法地控制和运用。
记者：我在读硕和读博的过程中也深深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，但我良多同窗确忽视这点，这除了立场器重外，您觉得在治学方法上详细应当注意什么？
记者：您方才提到“机会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很轻”，那您觉得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好哪些方面才能成为一个“有预备的人”？
现今社会对研究生教养品质下滑的报道此起彼伏，有说是如今的研究生心态急躁，缺少主动治学的能力；有说是导师素质低，无奈有效指导研究生，更不必说造就优质研究生……各方舆论不过乎研究生治学与导师培养两方面，记者就此采访了荣获山东大学“我心目中的好导师”、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、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指导教师称号的徐传武教师。
时代在发展，人才观也在一直丰盛、进步。有名数学家王梓坤在《科学发明纵横谈》一书阐述成才必备的前提，于才学识之前又加“德”字，“兼备德识才学，对一个科技人员来说至关重要”。这不仅仅是对科技职员，我感到对所有的专家、学者、教师、学生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古人有著名的“三立”论，将“立德”置于“立功”、“破言”之前，称为“大上有立德”。一个大节有亏的人，才学再强，其价值也要大打折扣；一个“缺德”、“无德”之人，其才学越高，其影响可能越坏；而一个德行好的人，有可能补充其才学之不足，甚至能战胜所有挫折，促使其才学识诸项条件大进，获得个别人预感不到的成就。
“德、才、学、识、运是权衡人才的尺度”
“学会剖析方式比单纯学会常识主要”
胡适论成才，于“才学识”之后又加“运”字。运者，命也，时也，机会也。时世造好汉，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从研究学术、发展建设的角度来说，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机会，只有我们具备突出的德才学识，机会就会自动敞开大门。不外，机遇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很轻，这就需要每个青年学子不要放松每一个机会。
徐传武：既然社会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，那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，就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才学识的全面发展、全面提高。刘知多少在《史通》中论成才，认为要才、学、识兼备，三者缺一不可，而其中的“识”尤为重要。识见高远，才能见人所未见、言人所未言、达人所未达，才能有所发现，有较大创造。古今赞成者颇多。
采访后记
徐传武：我觉得夯实基础很重要。如陈毅元帅所说的：“知识靠积累，贵乎点滴勤。”温故也在知新，“蹲苗”却利后长。如果不循序渐进，做的都是“夹生饭”，未来再蒸煮多少次也难以熟透。但就目前研究生综合素质来看，情形还不尽如人意，所以我常常给学生举很多因为根基肤浅而过错百出的例子，让学生切实感触到无厚实的根基是不可能做好学问的。
记者：古代社会对人才提出更高请求，您认为目前高级教导人才的培育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提高？
徐传武：因每个人的知识积聚、知识构造不同，对别人的治学方法要学会抉择适应，不要企图削足适履，而要适足选履。同时还要留神方法的前沿性，每个时期都有新办法，我们不要旧调重弹、固步自封，在方法论上要有与时俱进的精力，好比绝对论、全息论可以斟酌应用。另外，看待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过于神秘化，运用之妙在乎二心。但须要特殊指出的是，唯物主义、辩证法仍是我们意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“利器”，千万不要为了别树一帜把这宝物“弃之如旧履”。现在实践颇多，可以说名堂百出，咋看似乎唯物论、辩证法反而不断兴。但作为认识论跟方法论，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是最好的货色，是我们察看事物、认识世界、解决问题的“利器”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一定不能迷失方向。任何学识都有本身法则，咱们必定要尊敬和遵照这些规律，在已有定论的大是大非问题上，我们应该坚持苏醒脑筋。比方有人借《周易》之名行宣扬封建科学之实，有人借特异功效宣传伪迷信的东西，有人对已有定论的汉奸、败类大肆进行翻案，这时我们只有保持唯物论、辩证法，才干透过景象看实质，得出的论断能力经得住考验。总之要切记，学术问题能够争辩，但大是大非问题不能迷失方向。
徐传武：要做一个有筹备的人，我认为需要两方面的努力：一方面，有高远志向。我经常告诫学生：一个胸无大志的人，毫不能做出凸起事迹。李贺《致酒行》诗曰“少年心事当�云”，无这种志薄云霄，他就不会写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诗篇。山大每年迎新的标语有一条是：“今天我以山大为荣，来日山大以我为荣”。百年山大史上，能让山大以之为荣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我们每个山大学子都要有这样一种抱负――海到天涯云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经由耐劳不懈的尽力，我们就有可能攀上学术的顶峰。另一方面，有立异意识。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性命。研究生做知识、写论文，要有“领新标异”的精神，要有新的立意、新的论点、新的论据，甚至在论述方法上也要有所翻新，只有这样才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或适用价值。
正如采访最后徐先生说到：事物是庞杂的，方法是多样的，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我们要学会对多种治学方法进行挑选和适应，分析不同的问题可以取舍不同的方法，甚至在分析问题的不同的阶段也可以着重不同的方法。究竟只有自己缓缓探索、领会，才会逐渐找到合适自己的治学方法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，这是普适的真谛。
记者：那您觉得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治学能力？
记者：您当初的研究生已经积累了不少科研、写作的实际和教训，但此时他们是否还需要对治学方法予以懂得甚或关注？
记者：每年报考您的研究生十分多，但学校的录取名额有限，那从知识形成、科研能力等角度看，您更爱好接收什么类型的学生？
除了扎实的基础，还要肯坐冷板凳。做学问要有长时代肯坐“冷板凳”的精神，要耐得住寂寞，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浮躁的环境所沾染，才能静心研究。在现今这种波澜壮阔的经济大潮冲击下，肯坐“冷板凳”的精神对于做学问尤为可贵。
徐传武：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苏联科学家兰道的人才分类图。他将人才分为“正三角形”、“倒三角形”、两个三角形底边重合构成的“菱形”，以及两个三角形顶角相接、底边平行构成的特别外形。所谓“正三角形”人才，下面之底表示基础雄厚，上面之尖表示思路敏锐；“倒三角形”人才则下面之尖表示基础软弱，上面一横表示思路敏感；两个三角形构成的“菱形”人才，上尖表示思路灵敏，下尖表示基础单薄；而最后一种形状代表的人才，上面一横表示思路愚钝，下面一横表示基础雄厚。这四类人才里，最好确当属第一种，最差的是第二种，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宁要第三种而不要第四种，由于思路敏锐才轻易有所创见。在招收研究生方面，我比拟认同兰道的观点，首选那些基本扎实、观点敏锐、创新性强、有奇特看法的学生。
【导师简介】
徐传武：我认为要提高治学才能，就得敢于挑衅，但不是说盲目挑战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治学要有“以愚自处”的精神。一个人如果过高估量本人的能力，则往往怠惰而不求长进，稍有成绩则沾沾自喜，反之则奋发图强，勤苦有加。既然能考上研究生，就表现你并不愚蠢，至少就智力方面而言，但对未知的范畴来说，我们又都是小学生，从这个意思上又可以说是笨拙的。如果我们凭仗聪明则可能“聪明反被聪慧误”，假如我们以愚自处，则就会人一能之，我十之，人十能之，我百之。笨鸟先飞早入林，自认为跑得飞快的野兔却落在了迟缓匍匐的乌龟后边，这些寓言中揭示的情理值得我们永远铭刻。
徐传武，山东大学文史哲研讨院教学，博士生导师，兼任《周易》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基地传授、山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。重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、魏晋南北朝文献和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，出版《左思左�研究》、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明》、《中国古代地理历法》等多部学术著述。持续荣获山东大学(微博)“我心目中的好导师”、山东大学研究生优良指点老师、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指导先生(山东省研究生领导教师的省内最高声誉)等名称。